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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孩的父亲是个校长，这座山上的小学校，学生还不少，一共一百多个。其中有一多半都是盲童。

校长都五十岁了，以前上过一次电视，也有不少纪录片采访过他。他自己本身是个半盲人，低视力残疾人，需要带助视器。最初纪录片里他说需要老师，需要书本，全靠现在几位老师有点撑不住。政府拨款也经常下不来，他自己的钱这些年都搭进去了。

学校原本是个山上的小学，在这上学的都是山上村里的孩子们，还有下面县城的少数视障孩子。采访的时候他说，盲文纸很贵，山上也没有盲文打印机，一本盲文书要几个孩子轮流摸，靠他自己教这些盲童有点吃力了。

播出去后社会捐赠确实有了，但同时也有更多穷人家的盲童被送了上来。学校后院的小宿舍已经要住不下了，原本靠他自己看管住宿的那几个盲童，学生多了后他也看管不过来了。

五年前陶晓东第一次来，带了两台盲文打印机，几吨盲文纸和很多盲文教辅书。现在学校后面那一大排的宿舍房也是他盖的。

之后这几年陶晓东对这边的资助没断过，因为他这个山上的小学校不像从前支撑得那么困难了。

教室那排平房还是多年前村民盖的，太多年了，最边缘的墙已经掉砖了，看着像是随时都能倒。这次陶晓东来直接给推了，重盖教学区，孩子们集体放了假。

陶晓东这次来得突然，提前也没跟校长联系过。之前跟大黄一起去节目组那边，离这不远，就顺便过来看看。

来了天天从早到晚干活，混一身土。

晚上他就住在学校教师宿舍，校长给他铺了空床位，床单枕头都是特意给他准备的新的，带着没洗过的新浆。

陶晓东晚上在公共浴室洗完澡，回宿舍收到汤索言的消息。

—机票还没订？

距离上次打电话这又两天了，陶晓东还是不能想汤索言。

最初的情绪沉下去之后，能把事看得很清，也能从头到尾捋清楚了。那晚汤索言从始至终都是被动的，他一直清醒。

这事太难堪，不是做了亲密事之后的害臊或者别扭，就是难堪。在一个清醒又冷静的人面前失去自控，难以自持，他自己演了一出低俗的哑剧。

陶晓东坐在小床上回：还没呢。

汤索言回得很快：好。

陶晓东放下手机，坐那沉默了会儿。宿舍里还有一位老师，师范大学的一个大男生，大四，自愿过来教孩子们英语，不拿工资。